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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汝珩等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關於設駐藏大臣的論述 根據這些規定，凡西藏的官吏任免、行政、財政、軍事、涉外事務等權力，均歸駐藏大臣，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遠在其下，這就大大強化了駐藏大臣的職權，極大地加強了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統治。它作爲西藏的一項基本制度，貫徹於有清一代，成爲定制。這對於穩定西藏政局，加強邊防，防止和克服少數上層僧俗分子擅權和分裂活動，密切西藏同祖國各地以及中央政府的關係，都有著積極意義。在清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劇烈的風雲變幻中，西藏地方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大的變亂和分裂，設置駐藏大臣是一個重要原因。
（選自馬汝珩等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年版。） 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的論述 從康熙到乾隆，經過幾十年的鬥爭，清朝政府滅準噶爾、“巴圖爾汗國”之後，完全建立了對天山南北路的統治權。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後，天山南北路始改稱“新疆”。
清政府爲加強對新疆的統治，採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新疆地區實行軍府制度，建立軍政機構。于伊犁設伊犁將軍，總管新疆軍政事務。在“回疆”設參贊大臣一員，駐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于葉爾羌、烏什、阿克蘇、庫車、和闐等11城，各設辦事大臣或協辦大臣一員。又依“回疆”原有的制度，各城設阿奇木伯克，但取消了伯克的世襲，並分散其權力，使之分受各大臣管理。伯克官階自二品到四品。喀什噶爾等11城均派八旗軍駐戍。清政府改定“回疆”的貢賦制度，比準噶爾部統治時期減少了很多。比如，喀什噶爾所屬共10城和70個村莊，有16000餘戶，人口數十萬，原來種地人年納糧食4089帕特瑪，現減爲歲征4000帕特瑪。葉爾羌所屬72城、村，計3萬戶，10余萬人口，過去每年貢賦交納10萬騰格（一騰格值銀一兩），另外還有“金稅、貿易緞布、牲支等稅”，現改爲一年征糧1400帕特瑪，約折錢15000騰格。清政府在伊犁興辦屯墾，並明確提出“招募回人，屯田貿易”，以期兵民兩利。此後，又陸續採取措施開展墾務“因時制宜，盡地利而足兵食”。從事屯墾的人，不僅有清朝官兵，也調派維吾爾族人參加，並從內地送去“農具、籽種於回部屯墾”。所實行的這些經濟措施，不僅推動了新疆農業生産迅速發展，而且增進了滿、蒙古、漢、錫伯等族和維吾爾族人民間的聯繫，促使他門互相學習，共同進步。清代新疆的商業也發展很快，形成了一些商業中心。如烏魯木齊就是市衢寬敞，繁華富庶的貿易中心。
白壽彜主編《中國通史》關於清代疆域和民族的論述 經過清前期幾代約一個世紀之久的對邊疆地區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間，基本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作爲統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國的格局最終確定。極盛時期的清皇朝，西抵蔥嶺和巴爾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烏梁海地區，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亞，東到太平洋（包括庫頁島），南達南沙群島。內地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臺灣）、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等18行省。邊疆地區有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所轄的東北地區，25部59旗的內蒙古地區，4部82旗的外蒙古地區，以及青海蒙古29旗，唐努烏梁海地區、西藏、新疆。在這遼闊的版圖之內，生活著漢、滿、蒙古、回、藏、維吾爾、壯、苗、彜、布依、佘、納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頗、水、東鄉、佤、拉枯、傈僳、土、柯爾克孜、仫佬、羌、布朗、瑤、傣、撤拉、仡佬、達斡爾、哈薩克、錫伯、毛難、阿昌、塔吉克、烏孜別克、怒、塔塔爾、鄂溫克、保安、京、裕固、崩龍、獨龍、鄂倫春、赫哲、朝鮮、基諾等50多個民族。國家空前鞏固統一。
（選自白壽彜總主編：《中國通史》第17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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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08年12月22日。如有任何意見,可電郵給陳志華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