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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殷富原因
趙雲旗
隋代的殷富是史家所公認的，可是其殷富的原因是什麽呢？馬端臨爲此“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因而百思不解其迷，‘’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靡財，而賞賜複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文獻通考》卷23，國用考1）五十年代雖對此問題有所討論，但沒有深入下去即中斷了。所以，這一問題仍需進一步詳加探討。
一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創造自己的歷史中，“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上一代經濟的好壞對其下一代的經濟繁榮與否有著很大的關係。因此，在探討隋代殷富的原因時，決不可忽視南北朝以來黃河流域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對隋之殷富所起的重要促進作用。
中國北方雖自東漢末屢遭兵燹，但逮於北魏統一，社會即逐漸安定，人民重返故土，墾田辟荒，勤於耕稼。歷代政府對發展農業經濟也頗重視，相繼推行了均田制度，使農民同上地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民無遊手，地無遺利。北魏實行“人牛力相貿”，以“墾殖鋤耨”，“勸課田農”。北齊規定：“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三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熙最之科品’。而且在“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因此，從六世紀初，黃河流域的農業經濟有了顯著的長進，人口也開始增長。北魏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達到了五百余萬戶（見《通典》卷7，歷代盛衰戶口）。北朝人口比西晉成倍地增長，可知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之速。又如農田水利的發展，北魏時水渠“廣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二十裏，“溉官私田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公私獲其利”（《通典》卷2，食貨典2）。范陽沈渠五十裏，漁陽諸堰三十裏，“溉田萬餘頃，爲利十倍。”（《文獻通考》卷6，田賦6）北周也“于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水利事業是農業經濟發達的一面鏡子，北朝農田水利工程規模之大，效率之高，獲利之深，並不亞于漢、隋。再如耕地面積的擴大。均田制的實行，使成亂中荒蕪的土地大量得到開友。北魏前期。雁雲地區的農業已趨發展，遷洛後中原農業又重新恢復，隨之荒地僻嶺也漸成良田沃野。此外又大興屯田和營田。如北齊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長城左右營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由此可知，土地開發的面積定不會狹窄。另外，主産加工設施也相繼建立。如洛陽城西千金堰共有水碾磨幾十具，“計其水利，日益千金”（《洛陽伽蘭記》卷4）。還有畜牧業和各類經濟作物的廣泛興起，畜牧業品種、飼養、繁殖和獸醫經驗頗爲豐富，經濟作物有蔬菜。瓜、果，不僅名目繁多，而且規模之大竟有一頃者，並雇用百餘人幫工。這些就足以證明北朝的農業經濟已達到了所謂的漢魏舊觀。但是，此時農耕技術的提高，更能說明黃河流域的農業發展。如精耕細作，耙磨保墒已普遍推行、並能按照季節與濕度的不同分別深耕和淺耕。綠肥法，踏糞法已到處運用。輪作與套作法已逐漸代替了以前落後的休耕法。在種籽的處理上已採用催芽法、育苗法，以縮短作物的生長期來提高復種次數。農作物的管理根據不同季節和自然條件，各有一套適當的辦法。種桑養蠶，是古代農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北朝時的種桑、養蠶和絲織業也頗發達。“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顔氏家訓》卷1，治家篇，）北齊畢義雲“家有十餘機織錦（《北齊書》卷47，畢義雲傳》）。從此，也不難看出，北朝農業經濟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有新的進展。
正因如此，社會經濟出現了魏晉以來黃河流域少有的豐裕景況。如北魏永興中，“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通典》卷1，食貨1）。文帝大統時，“自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同上書）。東西魏時，“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隋書·食貨志》）。隋代的殷富正是建立在這塊滋潤經營了上百年之久的基礎之上的。如隋代的戶口有一半是在北周北齊發展起來的。開皇元年至九年的大批括戶也主要是北周北齊原有的籍外戶口。這些的情況在歷史上是少有的。東漢初承王莽之弊，“率土遺黎。十才一二。”西晉因三國爭強。“戶口減半”，至太康之後，僅有“編戶二百六十余萬”（《隋書·地理志》）。劉宋繼東晉之亂，所遺戶只“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通典》卷7，歷代盛衰戶口）．唐初因隋末兵革，所受遺戶僅“二百余萬”（同上書）。這與隋初是無法相比的。所以隋代戶口的增長就要比別的朝代迅速得多，隨之賦稅也就比往代充盈。隋的租稅的來源，主要依靠北朝肥沃起來的區域。《隋書·食貨志》；“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議設倉積穀，也是。“運山東之粟”。《通典·食貨典》：“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阪，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再如隋代的積蓄，有一些也是前代遺留的。開皇中，天下大饑，命“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隋書·食貨志》）。隋代初年戰事工役費用較多，周代遺粟至開墾中還有，可知其數不會太少。即使隋代的農業技術，也基本上是在北朝時出現的。由此可見沒有北朝發展起來的經濟，也就不會有隋代的殷富。
二
隋代積蓄的殷富，與其租稅的增加有直接關係，而租稅的增多又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長。如開皇初，隋政兩主要忙於平定叛亂，抵禦突厥，沒有集中力量括撿戶口，國家編戶還維持在原來北周北齊的在冊戶數上，因而至開皇三年還“京師倉廩尚虛”。但到開皇中，由於大舉括戶，國家編戶劇增，從此國家識蓄才充盈起來．
據史家考證和史籍證明，隋代戶口是直線上升的。隋受周禪，得北齊三百三萬戶。北周原有在冊戶資料汪篯先生統計，隋大業時北齊戶增加到五百三十九萬零七百四十二，增長率爲百分之七十八。北周大業時增加到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八，以此增長率准計，北周原有在冊戶爲一百四十萬左右。所以隋初有戶共四百五十萬左右。經過括戶，至開皇九年，長江以北的戶資料《隋書·李德林傳》所記，發展到六七百萬戶。到大業二年，總戶數由六七百萬增加爲八百九十余萬，十七年中，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若從開皇元年計，二十六、七年中，約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
隋代戶口發展得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有三：一（一）隋代的建立沒有經過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沒有因戰爭而大量消耗人口，這爲隋代戶口增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二）括戶效率顯著。隋代括戶每一次效率都是很高的。如開皇五年的大索貌閱，全國“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五百口”。以每戶五口計。合三十二萬八千一百戶。輸籍之法推行後，“浮客悉自歸於編戶”。大業五年括檢，“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合一百二十八萬零三百戶。即使開皇元年的小型括戶，效率也不爲低。如乞伏慧僅在曹州就“得戶數萬”，在齊州，一次“得隱戶數千”。令狐熙在滄州。“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足見括戶是隋代戶口增長的主要措施。（三）隋代開皇時由於階級矛盾緩和。政治形勢安定，人民能安居樂業，所以人口的自然增殖也快。
由於隋代賦稅是按人頭徵收的，即“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所以戶口的增加就意味著賦稅的增加，戶口一旦減少，即使剝削量加重，積蓄也不會充溢。這可由下表得到證明
從上表可知，劉宋時雖然每丁租額高達七石，但由於人口極少，年收入量僅六百三十四萬余石。隋代每丁租額爲三石，但因爲人口極多，年收入量竟達二千六百七十二萬余石，是劉宋年收入量的4倍餘。所以蘇東坡在論述“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時，就認爲其“府庫之盛”來自於“戶口之蕃”，並從中得出“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的結論（《經進東坡文集者略》卷23）。在探討隋代殷富的原因中，有些同志認爲主要是由於隋文帝執行重租政策，這一說法是難以成立的。隋代一丁收租三石，折合今178.32公升，表面上比北朝定額稍重。但若戶口不發展，仍然維持在周末隋初四百五十萬左右，一年收入也只能是一千三百五十萬石，僅是開皇末年收入量的一半。收絹四百五十萬匹，開皇九年平陳，一次賞賜就用“三百余萬段”，竟占去三分之二多。如此租稅怎能積存起來呢？看來，隋代殷富不是重租政策所致，而是發展國家編戶的結果。在戶口增加的前提下，雖然減輕了農民的賦稅。進行過多次蠲免，賞賜又不吝財，但總的收入還是要比前代多得多。這正如杜佑所雲：“國足不在於重斂”，“而在於周知人數”的道理（《通典》卷7，歷代戶口盛衰）。
從隋政府對國家戶口極度重視的態度上，也說明了隋代的殷富主要來源於戶口的增長。按一般來講，要使國家積蓄豐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抓賦稅，設立繁多的雜稅橫調等。但隋王朝卻與此相反，而是免除正租外的一切雜稅，並除入市之稅，弛山澤之禁。對戶口的增加則特別重視。隋文帝一即位，就立刻進行括戶，開皇五年又在全國大索貌閱。不久，父不惜以減輕租稅爲代價，全面推行輸籍之法。開皇九年剛一平陳，就接著在江南舉行括戶。大業五年，再次全國括戶。對發展戶口抓得如此之緊，在歷史上是不多的。而且在括戶中要求得非常嚴格。開皇五年，規定“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開“相糾之科”，獎勵告發。大業五年，規定“若一人不實，則宮司解職，鄉正裏長，皆遠流配。”“若糾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爲了取得更多的戶口，隋政府在方略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爲防止“詐老詐小，規免租賦”，實行貌閱的方法．針對“人多隱冒”的現象，採取析戶的措施。爲了避免攤派不均給括戶帶來的阻礙，制定了輸籍定樣的政策。隋政府爲什麽如此重視戶的多寡呢？因爲戶口的增加，就是國家倉廩的充實。正因爲此，史籍上凡講到賦稅之處都先講到人口。這樣的記載，《隋書·食貨志》中就有三處。“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阪，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又“‘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再“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這些記載都說明“戶口歲增”是“帑屋既充”的前提，“府庫盈溢”是“戶口益多”的結果。就是賦稅的蠲免，最終原因也是由於“戶口滋盛”。
三
隋的殷富與財政開支的節簡也密不可分。史實證明．隋文帝時的財政始終是支小於入。如開墾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文帝問：“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隋書·食貨志）。“用處”即開支，“納處”即收入，就是說雖然每年用於賜用的計數百萬段，但比起收入來數量還是不多的，所以府庫藏量還是有增無損。開皇九年平陳慶功，賞賜是最多的一次。“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郊”。但所費也不過“三百余萬段”。九年隋有戶六七百萬，年收絹帛量就要達六七百萬匹，所支也遠小於所入。可見有司上言基本上反映了隋代財政的真實情況。
隋代爲什麽能保持出小於入的財政局勢呢？首先是軍費和官俸開支的降低。隋代的軍費開支是不多的。開皇九年以前，由於國家多事，軍隊處於發展的趨勢。開皇八年十月平陳，是軍隊數量最多的時期，但也只有五十一萬八千人。而且這時的府兵中有許多是鄉兵團宗。如平尉遲迥。楊尚希鎮守潼關所率領的就是楊家士族的三千宗兵。又如清河人張家于淮陰，“授大都督，領鄉兵”。廬江人樊子蓋，“以儀同領鄉兵”。彭城人劉權，“以車騎將軍領鄉兵”（以上見《隋書》各傳）。這一大部分鄉兵團宗，國家不作戰時，其費大都由本處自理。這樣國家的軍費開支就不會太大。從開皇九年以後，隋文帝立即對府兵進行了精減。如開皇九年剛平陳訖，就下沼“禁衛九重之余，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並要求“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隋書》卷2，高祖下）．“禁衛九重”是指十二府範圍的禁軍，“鎮守四方”是說直接受中央管轄的地方軍隊，除此以外的軍隊全部裁免。“武力之子”，指開皇九年以前軍戶的子弟，在世兵制下他們子孫大都充兵。從現在起他們全部學文，不再充兵了，說明世兵制被廢除。開皇十年，又詔令“罷山東河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同上書）。由此可知，隋政府平陳後對軍隊實行了壓縮精減的政策，這使軍費的開支又大爲減少。然而，隋代軍費降低還主要在於對府兵制度的改革。北周府兵專立軍籍，費用全由國家開支，因而造成財政虧損。因此，隋文帝在開皇十年，詔令“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同上書）。這一改革對財政有兩大好處。其一，“墾田記帳，一與民同”，就是說軍人從此與農民一樣，申報戶籍，受還土地，在無戰爭時照常從事農業生産。如《隋書·郎茂傳》郎茂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身死王事者”，一般指爲國作戰而死的士兵，郎茂的建議是針對充當士兵的百姓而提的。“子不退田”，即戰亡衛士不按照一股百姓身死退田的規定處理，而由子孫繼承。隋代府兵既受有土地並得到優恤，所以府兵及其家屬的一切費用就均爲自理，國家不再開支。其二，隋政府規定府兵照受土地，而不納租調。但是其作戰時的資糧給養卻全由本人負擔，國家一律不管。如“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國不與，定和於是遂行”，又如趙元淑，“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得別人資助才赴任。從上可知，隋代的軍費開支是較低的。
官俸開支的降低，主要在於對官僚機構的改革和冗員的精減。隋文帝受禪，承周齊官僚制度的濫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由於“具僚以衆”，“吏卒又倍”，致使“資費日多”，“租調歲減”，“倉廩尚虛”。隋文帝面對這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幹是把原來州、郡、縣三級制改成州、縣兩級制，又“存要去閑，並小爲大”，並省了許多州縣。到隋煬帝時，又一次“並省諸州”，僅開皇三年就廢除了五百餘郡，隨之官吏人數也大爲減少。隋代每郡從太守至佐史共146人，精減五百郡就免去郡一級官吏73,000人。即按每郡轄兩縣計，共省去1,000個縣，隋代每縣從今至曹佐合99人，共減去縣級任職官吏99,000人，總共省郡縣官吏172,000人。隋代規定官吏俸祿，郡太守三百四十石，每郡太守約3人，共1,500人，節省粟510,000石。縣令俸祿爲140石，每縣約兩名，共2,000名，計粟280,000石。這次共減少傣祿790,000石。可見隋代吏制改革，對官費的降低實不是少數。
其次，是其他開支的減免。（一）對突厥的開支減少。周齊時，突厥強盛起來。北周爲免除外患，“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北史·實厥傳》）隋文帝即位後征服了突厥，對其採取“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的外交政策。原來那種“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的作法得到制止。隋代賞賜於突厥的絹帛，據《隋書·突厥傳》統計共224,000匹，平均每年約6,054匹。只是北周年用量的十七分之一。（二）對官僚賞賜開支的減少。統計《隋書》列傳，有記載的共360人，而受賞賜的只有104人，僅占三分之一弱。所用絹帛綵縑錦共653,600匹，從開皇元年至大業六年農民起義暴發止共三十年，平均每年用於賞賜的爲21，786.6匹。若按開皇九年六百萬戶計，年收入紡織品爲六百萬匹。可知每年所賜約是所入的二百八十分之一。《隋書》所賞賜的粟米有記載的共69,100石，每年平均2,303.3石，開皇九年六百萬戶，每戶繳粟三石，年收入爲18,000,000石，可知每年賞賜所出的約爲每年所入的八千分之一。再次是免除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如隋時每年正月十五日舉行燈節，“京邑愛及外州”，“充街塞陌”，“燎炬照地”，致使“竭貲破産”，文帝下令免掉。又如開皇元年，令“太常散樂並放爲百姓，禁雜樂百戲”。這些費用的大量節省，使國家的租稅很快積存起來。
隋文帝即位後，吸取了周齊和南陳統治者的奢侈無度荒淫腐敗而亡國的教訓，常告誡太子勇說：“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長久者。汝爲儲後，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資治通鑒》卷179）他唯恐勇“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特賜予自己舊日所帶刀一枚，葅醬一合，衣眼一件，使其“複觀之以自警戒”。爲了在中央貫徹節儉政策，他嚴格要求百司臣僚。有司常以布袋貯乾薑，“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複以氈裘，“因笞所司，以爲後誡”。而且，對待諸子也同樣如此。秦王俊由於“漸好奢侈，違越制度’，被文帝免除。左武衛將軍劉升諫之，文帝曰：“法不可違”。楊素又諫，文帝答道。“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總不許，並將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其餘太子勇被廢，蜀王秀被免，都是因爲奢侈而致。隋文帝本人也較能“躬履儉約”。如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陳節儉以諭之。文帝“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六宮鹹服幹濯之衣，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因此，開皇年間，“上下化之”，“務存節儉”。這些記載雖難免過於渲染，但節儉政榮的實行還是可信的。所以，《隋書·食貨志》指出隋文帝“躬先儉約，以事府帑”。在此同時，隋文帝又執行了堅決打擊貪污盜竊的政策。。如厙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隋書·厙狄士文傳》）。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查爲主典所竊。文帝命“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隋書·刑法忘》）至仁壽時，法律更爲峻嚴，規定”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因此隋代官吏比起前代來較爲稱職守法，從而使國家積蓄得到了保證與鞏固。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隋代的殷富不是重租政策所致，而主要是由北朝良好的經濟基礎和隋代收入的巨增、開支的銳減所造成的。
瞿林東主編《中國中學教學百科全書·歷史卷》關於“貞觀之治”的論述 貞觀之治（Zheng guan zhi zhi）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號“貞觀”（627—649），故有此稱。唐大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懲隋亡之鑒，順應天下思治的民情，“撫民以靜”（《資治通鑒》卷191）爲施政的出發點，推行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興修水利、鼓勵懇荒、增殖人口、廣設義倉等措施。使隋末戰亂一度凋敝的社會生産又呈現生機。從諫如流，選賢任能爲貞觀之治的明顯特點。太宗本著舍短取長，兼明優劣的用人方針，充分發揮賢者能人的德才之長，親君子、遠小人，士庶並舉、新故同進、漢荑並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馬周、秦叔寶，或以善謀、或以善斷、或以忠直、或以幹練、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盡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人才濟濟，文武薈萃，成爲貞觀之治實現的重要因素。太宗極爲重視吏治，慎擇刺史親民，執法務求寬簡，提倡節儉，抑制舊上族勢力，並大興學校，盛開科舉，寵絡地主階級知識份子，爲庶民地主廣開參政之門。太宗致力於鞏固邊防，安撫邊疆各族降衆，廣以羈縻州府，緩和了西北、北邊的邊患，民族間的交往得到加強，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爲“天可汗”，並開闢”參天可汗”道，以加強羈縻府州同中央的聯繫。太宗在相容並蓄、開明開放的民族思想指導下，推動的和親、團結、德化的民族政策，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了卓越貢獻，文成公主入藏和親，在漢藏友好史上意義深遠。貞觀年間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效果顯著，“貞觀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史家經常與漢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貞觀後期，太宗屢興營建，日趨驕逸，又連年用兵，親征高麗，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納諫、用人、執法等方面不如前期。因此，“貞觀之治”是有其歷史和個人的局限性。 （選自瞿林東主編：《中國中學教學百科全書·歷史卷》，瀋陽出版社1991年版。） 施建中主編《中國古代史》（下）關於“開元盛世”的論述 唐玄宗開元年間，出現了經濟繁榮，社會比較安定，文化昌盛，國力強大的局面，達到了唐朝繁榮的高峰。
社會生産經過從唐高祖、唐太宗直至唐玄宗一百年的恢復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峰，糧食布帛産量豐多，是時“四方豐撚，百姓殷富”，國家倉儲盈滿，以至“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詩人杜甫在《憶昔》詩中描寫開元時期繁盛情況說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此詩雖有些誇張，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在生産恢復發展的基礎上，開元年間物價較爲低廉平穩。開元十三年（725年）“東都鬥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此後，直至天寶末年，物價長期穩定，“兩京鬥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物價低廉平穩對社會的安定有著積極的作用。
唐朝戶口亦逐漸增長。在武德年間，全國有戶200萬，貞觀時增至300萬，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上升至380萬戶，武則天末年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有口3714萬。而到開元、天寶年間，人口增加更快，在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戶增至891萬，口達5291萬，這是唐朝人口統計的最高數位，由於有相當數量的逃戶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統計的戶口數比實際戶口數要低。據杜佑估計，天寶年間全國實際戶數至少有1300萬∼1400萬，按一戶五口計算，唐朝全國約有6000萬∼7000萬人。墾田面積據其估計約有800萬∼8.50萬頃左右，稍多於西漢的最高墾田數位。
開元年間，一大批文學家、史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湧現出來了，著名的有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崔顥、王昌齡，書法家顔真卿，畫家吳道子、李思訓，音樂家李龜年，史學家劉知幾、吳兢，科學家一行。使開元年間文化呈現出空前繁榮昌盛的景況。
開元年間，唐朝國勢強盛。開元五年（717年），唐朝從契丹手中收復了遼西21州，重置營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羅、回紇等都重新歸順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復了碎葉城；並打敗了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亞的道路重新打開了，唐朝對西域的主權恢復了，唐朝的聲威遠播西亞。日本、朝鮮半島同唐朝的聯繫頻繁，南亞各國同唐朝交往不斷。是時各國的使者和商人來往不絕。
“開元盛世”，是唐朝百餘年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廣大勞動人民辛勤勞動所創造的，它的出現，與唐皇朝統治者，尤其是與唐玄宗改革的促進作用分不開的。“開元盛世”也蘊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隨著唐玄宗統治趨向腐敗，各種社會危機也就進一步暴露出來了。 （選自施建中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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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08年12月22日。如有任何意見,可電郵給陳志華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