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君主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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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洵等主編《明清史》對廢除丞相,加強皇權的論述

  (明朝的)中央統治機構的改革稍晚於地方。改掉行中書省後,地方上的軍、民、財政以及監察司法等指揮和控制之權,皆集中於中書省丞相的權力越來越大,君權與相權矛盾衝突,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爲左丞相以後,“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胡惟庸謀反罪將其處死,乘機廢掉中書省,罷丞相不設,“大權一歸朝廷”。從此廢除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來有七百餘年歷史的三省制度,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皇權絕對專制的局面。皇帝對中央行政機構的控制,是通過直接指揮六部來實現的,因而六部的職權和地位,都比過去在所提高。

(選自李洵等主編:《明清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廢除丞相加強君權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禦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禦史台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憐煄A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如何。”監察禦史許士廉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明太祖實錄》卷129)

設置廠衛加強特務統治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

  東廠之役,始于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複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並稱廠衛。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于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蓋遷都後事也。然衛指揮紀綱、門達等在幸,更磪峔ヾA廠權不能如。至憲宗時,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直中廢複用,先後凡六年,冤死者相屬,勢遠出衛上。……

  正德元年,殺東廠監王嶽,命丘聚代之,又設西廠以命穀大用,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南康吳登顯等戲競渡龍舟,身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有司聞風,密行賄賂。於是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立。而衛使石文義亦瑾私人,廠衛之勢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尚寶卿顧(璿,原作濬,據《明史》卷304《劉瑾傳》、《弇山堂別集》卷94)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瑋、禦史王時中輩並不免,瀕死而後謫戍。禦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至淩遲。官吏官民非法死者數千。瑾誅,西廠、內行廠俱革,獨東廠如故。張銳領之,與衛使錢寧並以緝事恣羅織。廠衛之稱由此著也。

  (《明史》卷95《刑法制》)

淺論清軍機處與極權政治  季士家 

三、關於清軍機處的性質與作用淺析

   軍機處,是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在無意之中,發現了軍需房這一臨時機構對於擺脫政府、加強君權的特效能之後,有意識地去加強和發展它,最後以軍機處這一形式定制的。清朝皇帝就是通過軍機處這一工具,把王朝的政府——內閣,排除於政務之外,並使之成爲“閑曹”而有名無實,結束了秦漢以來“群權”與“相權”的鬥爭,促成君主極權政體的形成,把我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推至極點。這就是軍機處性質和作用的簡單概括。爲了說明問題,現從過程入手,作一大略的剖析。

  第一,軍機處本爲內閣之分局。

  從機構沿革的角度看,軍機處的起始階段,是承皇帝的旨意,由內閣分設在大內的一個專辦軍需的臨時派出機構。葉鳳毛把它置於內閣“紅木房”(按:即內閣批本處的別稱)之後,中書科之前,作爲內閣的一個內部機構,並加注曰:“軍機房,即內中堂(按:內閣屬下,稱大學士曰中堂)辦事處也。”在《大學士》條下說:“康熙年間,中堂皆在閣。余于雍正八年春爲舍人(按:內閣中書一職,當時譽稱舍人),中堂已有內外之分。”席吳鏊亦說:“至乾隆初,邊事息,軍機房不廢。由是,大學士以下,有內外廷之判矣。”至清末,光緒皇帝也講:“軍機處爲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段。”

  從官員的任用度度看,開初階段的軍機大臣必在大學士中選簡,自始至終,大學士中之親信者,必然是軍機大臣,而且“自親王外,其領袖者必大學士也”。軍機章京,在前期,“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至嘉慶四年(1799年),始定由內閣、六部、院、寺司員中取用。

  從職掌角度看,可以說事事均由內閣分出,最後並取代和駕空內閣。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爲章京的趙翼說得清楚:“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于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廷,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關於這個過程,嘉慶帝說了這樣一段話:“自雍正年間初設軍機處,……本爲籌辦軍務;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門遇有應降諭旨,勢不能紛令群工承繕,是以俱由軍機處擬寫、交發,令事有統彙,以昭劃一。”

  第二,排斥內閣於機務之外,進而使之成爲“閑曹”、“冗員”。

  由上述得知,軍機處的職掌由內閣分出,並日漸擴大,而內閣的職能則向相反方向不斷縮小。就在這一長一消過程中,當雍正帝改軍需房爲軍機房的雍正八年,卻升五品內閣爲正一品衙門。從這奡N清楚地表明,胤禛爲西北用兵設軍需房專辦軍需事宜,一年後擴大其職守改立軍機房而統辦軍務,在把內閣排斥於軍機之外的同時,對內閣採取明升暗降的伎倆,藉以招搖朝野而安撫閣臣。這就足以說明胤禛自覺的獨裁用心。

  隨著軍機處的確立,整個國家施政渠道就作了徹底的改變。由原來的內閣承旨、六科封駁,公事用題本(內閣承辦)、私事用奏摺(直達禦前)的制度,改變爲皇帝親自書諭或口授諭旨,軍機處密寄各處,肆意擴大奏摺使用範圍,使題本成爲“例行公事”的贅文,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改題爲奏”,取消題本。從而,作爲王朝政府的內閣,就成了有名無實的“閑曹”;作爲政府宰輔的內閣大學士,即變爲無公可辦的“冗員”。

  第三,排斥八旗王公勢力,取代議政王大臣會議、使之成爲有名無實。

  由於軍機處從一開始就是爲辦理軍務而設,在其日常活動過程中,就意外地逐步使得清初以來專門負責軍務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即議政處),變爲“虛銜,並無應辦之事,殊屬有名無實”,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而宣佈撤銷。

  上述情況,誠如《清史稿》所記:“清大學士,滿、漢兩途,勳高位極,乃以相授;內閣實權,遠不逮明。然其品列,皆首文班”;“清大學士,沿明舊制,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這就是清王朝通過軍機處這一工具,取得駕空內閣、取代議政處而取得一箭以雕的情形。

  第四,軍機處是一個臨時的禦用的辦事處所,始終不是一級國家行政機關。

  因爲軍機處近在君制,爲皇帝辦理軍國政要,從而總匯全國行政,儼然如一國的政府。可是,它卻從來不是一個正式的、法定的國家機構;而只是一個辦理專項工作而建立在大內的辦事處所,最後成爲辦理機務的永久性的部門。正因爲清廷用軍機處這樣一個皇帝個人的機要秘書部門替代政府,所以就成了我國國家機關史上的一大怪態:“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祗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

  第五,軍機處是君權的附庸。

  如果說,明太祖朱元璋企圖集一國之軍政於一身而廢中書省、罷大都督府,但結果證明是事與願違。朱元璋的未竟遺願,卻在清代得以實現。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就是通過軍機處這一得心應手的工具,最終實現了前人千方百計想要實現而一直難以實現的目標,把封建專制主義推到寶塔之巔——絕對君權的極權政治階段。

  軍機處由於地處宮禁,它的一切活動都是在皇帝個人直接授意和嚴密監視之下進行,這就達到了胤禛所設想的“人之使臂、臂之使指”的要求,爲皇帝所完全控制。以軍機處最大的事情“承旨書諭”或“承旨出政”來說,也只不過是“只供傳述、繕擬,而不能稍有贊劃於其間也”的傳令兵和文抄公而已。可是,就是這樣,皇帝還惟恐軍機大臣“專擅”,而設置層層警戒;軍機大臣則處處“小心”、“敬慎”,戰戰兢兢,千方百計地以防止“嫌於攬持”告戒自己,一言一行都要“避專擅之名”,在那種伴君似伴虎的惶恐心情下過活。乾隆年間的傅琚A開創了一人不敢承旨,個人不作書諭的作風,而得持重、老成之美名,並成了往後的軍機大臣的傳統作風。

  正因爲軍機處是皇帝獨裁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而成爲十足的君權的附庸,才會出現如乾隆帝所說“權衡悉由朕親裁”、嘉慶帝所贊“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一切綸音宣佈,地非斷自宸衷。從下令臣下阻撓國是,……大權從無帝落”的君主極權之局面。

  對於這種君主極權的局面,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得意的:“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

  對於君權不折不扣的附庸——軍機處,清廷亦是滿意的。遠在嘉慶年間,禦史何烺首先以“現軍務久經告蕆”由,認爲“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之專司戎政者不同”,奏請“更改”軍機處“名目”。嘉慶帝當即予以嚴詞拒絕:此“語殊不成話!……何元烺率請改易舊章,而不顧其言之紕繆。所奏斷不可行,原折著擲還!”即便在清末大改官制的高潮中,對於朝野憧琱妒滬x機處,亦始終處於不容改變之列:以其“近接內廷,每日入直,承旨辦事較爲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複改!”

  爲什炬M廷對於軍機處會愛不釋手呢?清末有人作過較爲準確的歷史分析:“內閣之制,在前明有嚴嵩之奸,張居正之專擅,周延儒、溫體仁之邪佞傾國。及至本朝,乾綱自秉,舊染一新。然以聖祖仁皇帝之天亶聰明,猶有鼇拜、明珠、索額圖之小作威福。自設軍機處,名臣賢相不勝指屈,類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過有庸臣,斷不至有權臣。……軍機處雖爲政府,其權屬於君;若內閣,則權屬於臣。”

  但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有識之士,面對由於君主極權政治所造成的政治黑暗、思想錮禁,社會停滯、國弱民貧,以致出現落後挨打的局面,對於軍機處這一附庸是取批判和否定的。道光年間的內閣中書龔自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大學士書》中,對軍機處就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內閣何以反爲外廷乎?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九年,西元1731年)前,大學士即軍機大臣也,中書即章京也;壬子(十年,西元1732年)後,軍機處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處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折奏;後非軍事亦折奏,後常事亦折奏,後細事亦折奏。今日,奏多於題,諭多於旨,……絕非雍正故事!……自閣臣爲閑曹、冗員,而並科臣亦成閑曹、冗員,……通政司亦閑曹、冗員!”他進而提出:“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發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力主“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官員)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即章京)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複本原,漸符名實。”

(選自《清史論叢》第五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 

 

 

                                        

                                          最近更新:2008年12月22日。如有任何意見,可電郵給陳志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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