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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偉福：《中西文化交流史》頁５６－８０ 絲綢之路自漢至明為中西交通之要道，其故安在？試析論之 絲路包括陸上絲路及海上絲路，前者發展較早，後者因受航海技術限制，發展較遲，但卻在陸上絲路中斷時發揮作用，故自漢至明，皆為中西交通之要道。其興盛原因分述如下： 就政治方面而言，歷朝君主皆銳意經營絲路，陸上絲路之開拓，本就與打擊匈奴有關，基於國防需要，漢武帝乃採主動出擊之政策，派使通西域，聯絡西域諸國以斷匈奴右臂；復九次出擊匈奴，使匈奴循離漠北，打通通西域之大道；又「列四郡，據兩關」，以保護來往使節的安全，在輪台及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在伊吾屯田，使絲路得以繁榮及暢通；更設西域都護，負責管理西域事務。 漢末魏晉中國大亂，五胡亂華，中西交通斷絕，至北魏始與西域諸國恢復使節之往來，但又因突厥之興起，中西交通復阻。至貞觀時，國力漸盛，派李靖討破之。為防突厥復盛，影響中國之國防，太宗乃銳意經營西域，在貞觀十四年設安西都護府，加強對西域各國之控制，使絲路得以暢通，中西陸上絲路乃臻極盛。 但自唐敗於怛羅斯絲一役，陸路交通之控制權入於大食之手。故唐室乃經營海上交通，首置市舶司。 宋時陸上交通又受阻於西夏，而宋代諸帝皆銳意招徠外人，如太時曾派內待八人，携金帛及勅書赴南海各國邀其入貢，又時詔廣州市舶使設法誘導蕃舶多來，海上絲路乃成中外重要交通孔道。 蒙古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國，疆域遼闊，又鼓勵貿易，乃積極發展交通，廣設驛站，陸上絲路復暢，元仍設市舶使發展海上貿易，海陸絲路，同臻極盛。 明則因帖木兒帝國興於中亞，有侵明之意，成祖乃派鄭和七下洋，組織海上聯盟，海上絲路之發展乃到達峰。 由是觀之，歷代帝王皆因不同之動機，銳意維持絲路之暢通，使絲路成為漢至明之重要交通孔道。 就經濟方面而言，最初朝廷雖不是為了運輸絲綢而特意維護絲路，但絲路之暢通促進了絲綢貿易，雖然這種朝貢貿易對當時政府的財政裨益不大，但商人使者不絕的往來，卻促進了絲路之開展。後來隨著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中外貿易變成政府收入重要一環，絲路便更形重要。如唐末黃巢入廣州，宰相于璟云：「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可見海上絲路對國家財政之影響，宋銳意發展海上貿易，乃希望「寬民力而助國用」。國家財政對海外貿易之倚賴，成為了絲路暢通之主因。 絲綢既為西方國家所好，利錢甚厚，乃促使商人不絕的從海陸絲路輸出絲綢，而某些物品亦為國人追求，如漢、明之市馬，唐、宋對香料、香藥之龐大需求。在互換所需之情況下，絲路乃歷久不衰。 由於絲路之帶動，中國之絲織及手工業漸盛，穩定了國計民生。隨著國內手工業之發展，對海外市場之需求，又促進了絲路之往來頻繁。特別南北朝、中唐以後，中原人口大量流入南方，宋室南渡，南遷的人口更多，耕地不足，乃要「以海為田」，而生產技術之改善，使產品大增，海外市場日形重要，更有不少沿海居民前往海外貿易及移民，以保生計，此亦使絲路上的往來不絕。 就文化而言，則宗教上之求法弘法者基於宗教之熱誠，往來於絲路之上者大不乏人。印度之佛教即經通西域之孔道傳入漢地，自後東來弘法之高僧不絕如縷，著者如鳩摩羅什、菩提達摩；中土僧人西行求法者亦不少，自漢末朱士行始，亦屢見於史冊，如法顯之陸去海返、玄奘往來於陸上絲路、義淨循海路來回。彼等高僧出於宗教熱誠，來往於海陸絲路之上，對絲路之暢通實功不可沒。唐代以後，西方之宗教亦不斷自絲路傳入，如唐之回教、摩尼教、祅教、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教，明末之耶穌會士皆循海陸絲路而來。自漢至元，海陸絲路皆受宗教界人士所重，持續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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